那个位置我一直记得。
是七岁那年春天,父亲突然问我的问题，当时我们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，他教我辨认刚冒出来的芽尖，枣树光秃秃的枝干上，几个嫩绿的芽苞像害羞的孩子，躲在褐色的枝皮后。
“你看，”父亲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开一根枝条，“找找看，芽苞长在哪个位置？”
我凑近去看,枝条上每隔一小段就有一个小小的隆起，有些已经裂开，露出里面嫩黄的叶尖，我指着一个说：“这儿。”
“不对。”父亲摇头，“往上看，看枝条的顶端。”
我顺着他的指引,发现每个芽苞都长在枝条侧面，与枝条形成特定的角度，而枝条最顶端，总有一个最大的芽苞，像是统领着下面所有的小芽。
“顶芽，”父亲说，“记住这个位置，植物生长，全看顶芽在哪。”
那时候我不懂,为什么父亲要让我记住一个芽苞的位置，直到多年后，当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，才恍然明白——原来人这一生，也不过是在找自己的位置。
十三岁,我第一次问自己“是哪个位置”，那时候刚上初中，我坐在教室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同桌是个瘦高的男生，总爱把课本堆成一道墙，我在那道墙后面，看着窗外梧桐树的叶子一天天变黄，又一天天变绿。
“你长大想做什么？”班主任让每个同学都说说自己的理想。
同学们都说：科学家、医生、老师、宇航员，轮到我了，我站起来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那些宏大的词我一个都说不出口。
“随便说一个嘛。”后排有人小声催。
“我……我想画画。”
教室里一阵哄笑,在那个小城里，画画不算正经事，班主任皱了皱眉，说：“画画当爱好可以，正业还得是读书。”
我坐下,又看向窗外，梧桐树在风里摇着叶子，每一片叶子有每一片叶子的位置，而我呢？我在哪个位置？
十六岁,父亲带我去见他的一位老朋友——镇上唯一的木匠，木匠姓张，大家都叫他张木匠，他的手很粗糙，却能把一块木头变成各种模样。
“老张，你看看这小子有没有做木匠的天赋？”父亲说。
张木匠让我拿起刨子,在一块木板上推一下，我推得很吃力，刨花卷起来，薄薄的一片。
“不错。”张木匠笑了，“手稳。”
那天下午,我坐在他那间堆满木屑的屋子里，看他做一把椅子，他量了又量，比了又比，每一根榫头都要严丝合缝。
“你以为做椅子很简单？”张木匠一边干活一边说，“每条腿的位置都得对，错一分，椅子就歪了，这世上最难找的，就是自己的位置。”
我那时候已经不小了,听得懂他的话，回家的路上，我问父亲：“爸，你觉得我的位置在哪里？”
父亲没直接回答,而是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们那年看枣树吗？顶芽的位置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植物都知道往哪长，人也一样。”
后来我上了大学,学的是建筑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听任何人的，父亲没说什么，母亲倒是念叨了几天，说学建筑太辛苦。
我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不对,只知道我好像找到了一点方向，就像当年在枣树上找芽苞，一个一个找过去，总有一个是对的。
大学毕业后,我在一家设计院工作，第一年画楼梯，第二年画外墙，第三年才真正开始做方案，我的师傅姓陈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抽烟很凶，说话也凶。
有一天,师傅扔给我一个项目，让我独立完成，我熬了三个通宵，做出来的方案被他批得体无完肤。
“你看看你做的楼梯，”师傅指着图纸，“平台的位置不对，上下楼的转折也不对，你走楼梯的时候不会想一想吗？人的脚踩在哪个位置才舒服？”
我改了一遍又一遍,最后终于做对了，师傅点了点头，没夸我，只说了句：“还行。”
但我那天下班走在路上,心里是高兴的，好像一个找了很久的东西，终于找到了。
三十岁那年,我回了一趟老家，院子里的枣树还在，只是老了，枝条不那么密了，我蹲在树下看，那些芽苞还是长在老位置上，顶芽、侧芽、叶芽、花芽，每一个都认认自己的位置。
父亲从屋里走出来,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他看见我蹲在树下，笑了。
“还记得？”
“记得。”
“找到自己的位置了？”
我想了想,说：“可能吧。”
父亲蹲下来,和我一起看那棵枣树，春天刚来，枝条上又冒出新芽。
“人这一辈子啊，”父亲说，“就是在找‘是哪个位置’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现在明白了，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明白。”
“那您明白了吗？”我问。
父亲没回答,只是笑了笑，他的眼睛看着远方，不知在看什么。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他每天早出晚归地种地，那时候我不懂，种地有什么好的，又苦又累，钱又少，现在想想，那就是他的位置，作为一个农民，他的位置在土地上，在春天播下的种子里，在秋天收获的庄稼里。
和父亲的那些作物一样,我也在找自己的位置，植物向上生长，向下扎根，它们天然就知道该在哪里，人不一样，人要找。
那一晚我睡在老家,梦里又回到了七岁那年春天的枣树下，父亲问我：“找找看，芽苞长在哪个位置？”我找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找到了。
我醒过来,窗外还是黑的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同事发来的消息，问我一个新方案的细节，我回过去，把那个位置的尺寸标得清清楚楚。
人生就是这样吧,不停地问自己：是哪个位置？然后一个答案接着另一个答案，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，直到有一天，你不需要再问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就在你的位置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