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医院的门诊大厅,永远人声鼎沸。
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穹顶斜射进来，落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上，排队的人群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，各种方言混杂在一起，汇成一股低沉的嗡嗡声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、中药和早点铺子飘来的油条香,还有人们脸上掩饰不住的焦虑。
老张拎着CT片子,站在三楼走廊尽头。
这面墙，他太熟悉了，十年前第一次来，是为母亲做白内障手术，那时候他刚满四十，意气风发，母亲说，这医院的墙真白，亮得晃眼睛，现在这墙已经有些发黄了，墙皮有几处微微鼓起，像是老人脸上的老年斑，他伸手摸了摸，凉丝丝的,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。
“让一下，让一下！”护士推着担架床疾步而过。
老张侧身让开，看见床上躺着个年轻人，小伙子闭着眼，左腿打着石膏，高高地吊着，送他来的人满头大汗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快，他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！”
那声音像极了十年前大伯出事时的情形，老张记得很清楚，也是在这样的走廊里，大伯被推进手术室时，布鞋上还沾着工地的泥，县医院的设备不够，要转省院，那时候的院长还是老周，一个说话带着浓重北方口音的老人，老张还记得他穿着白大褂站在那面墙前的样子，耐心地解释病情，说“别担心，我们都尽力”。
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，有些人走了,有些墙还在。
旁边儿科诊室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走出来，孩子大概两三岁，小脸烧得通红，脑袋无力地靠在妈妈肩头，年轻的母亲眼圈也是红的，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还要去拿处方单，手忙脚乱，旁边一个大姐赶紧帮她接过去，说：“我帮你拿，你先坐下哄哄孩子。”
老张看着这一幕，想起妻子当年抱着高烧的女儿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晚，那张椅子现在还在，只是漆掉了不少，露出下面的木头本色，它见证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,听过多少声叹息和祈祷。
墙上的时针指向十点，老张往里走了走，透过门上的玻璃能看见诊室里忙碌的景象，三个医生坐在桌前，桌上堆满了病历和检查报告，像小山一样，最年轻的那个应该是刚毕业没几年，白大褂格外白，领口别着一枚党徽，他正在跟一个老人解释用药的注意事项，语速不急不缓,老人频频点头。
另一个医生桌上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来，只说了几句，脸色就变了，老张隐约听见他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安排。”然后他站起来，对旁边的同事说：“急诊来了个心梗的，得马上手术。”
三个医生同时站起身,像被什么东西同时拨动了一下。
走廊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几个家属，一个中年妇女蹲在地上哭，旁边的人劝也劝不住，她的丈夫还在手术室里，已经进去五个小时了，送热水的人来了又走了，值班护士换了一拨又一拨，那面墙依然立在那里,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
老张想起女儿说过的话：“爸，你知道吗？省医院的天花板都会说话。”
女儿小时候肺炎住院，每天吊水，她就看着天花板的裂缝发呆，她说那些裂缝像地图，像河流，像飞鸟的翅膀，后来她考上医学院，实习第一天就在省医院，她说，原来医院里最会说话的，不是医生，是墙和天花板，它们见证了太多，从欣喜若狂的“手术成功”到沉默不语的“我们尽力了”，从咿呀学语的婴儿到弥留之际的老者，墙都听到了,却什么都不说。
诊室的门又开了，护士叫号：“张建国！”
老张走了进去，这次来，是复查，三个月前做的手术，一直没感觉有什么异常，但医生嘱咐一定要来，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医生看着片子说：“恢复得不错，再坚持用药，三个月后再来一趟。”
老张松了口气,点了点头。
走出诊室的时候，他看见候诊区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张新椅子，是那种带扶手的，方便老人起身，旁边还有一个饮水机，热水上面贴着“患者免费”的字样，这些变化,墙最清楚。
省医院的门诊大厅依然人声鼎沸，阳光斜照进来，把那面旧墙照得明亮，人流依然像河水一样流淌，有人进来，有人出去，老张站在大厅中央,仰头看那高悬的时钟。
这面墙还会继续站在那里，迎接下一个十年，下一个二十年，它见证着医术的进步，见证着生命的延续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悲欢离合，墙上的每一道划痕，每一处修补,都是时间的印记。
走出医院大门，又有一群人在排队挂号，队伍里有老人，有孩子，有背着行李的外地人，也有拿着提包的本市人，他们带着各自的希望和忧虑,走进这个有墙会说话的地方。
省医院的墙,什么都知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