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父的书房里,有一只楠木小匣。
那是我童年最敬畏的物件,匣身不大，却沉甸甸的，像装着千钧的秘密，匣面上雕着几枝疏疏的梅花，刀法并不精细，却有种古拙的意味，幼时我曾偷偷掀开一条缝，看到的便是一方朱红的印章，静静地卧在深蓝色的绒布上，像一滴凝固的血，又像一簇不灭的火。
那只小匣就在我面前,匣盖已然打开。
祖父去世三年了,这是他留下的遗物中，最后被我打开的一件，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印章上，那朱红便活了起来，泛起一种温润的光泽，仿佛还有生命在里头游动，我小心地拿起它——是寿山石，并不名贵的那种，边角已被摩挲得圆润，印面刻着四个篆字：“勤能补拙”。
翻过印章,底部刻着两行小字：一九八二年，存于北京。
那是祖父五十岁那年,我仿佛看见他坐在灯下，对着印床，一刀一刀地刻着，刻完了，又反复地磨，用砂纸，用指甲，用掌心，直到所有的棱角都消失了，只剩下温润，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，把一方新印，盘成了老物。
印章的边款上,还刻着一句话：“印者，信也。”
祖父一生,最重这个“信”字，他教了一辈子书，退休时，学生们送了一方砚台，上面刻着“人师”二字，他看了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敢当不敢当，我只是个教书匠。”可我知道，在那些学生心里，他当得起这两个字。
记得有一年冬天,一个学生冒雪来访，说是要借一笔钱应急，祖父二话不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他刚领的退休金，学生要写字据，祖父摆摆手：“不必了，我信得过你。”学生执意要写，祖父便从笔筒里取出这支毛笔，蘸了墨，在纸上写道：“今借到人民币贰仟元整。”从匣中取出这枚印章，端端正正地盖了上去。
那朱红的印迹,在宣纸上洇开来，像一朵小小的梅花。
后来那个学生还了钱,祖父却把借条退还给他：“留个纪念吧。”学生看着借条上那方鲜红的印章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祖父去世前一个月,已经不大说话，有一天，他忽然叫住我，指着那只小匣说：“这个，给你。”我问是什么，他说：“印章。”然后又闭上眼睛，不再言语，我打开匣子看了看，又合上了，那时我不懂，为什么他要给我这个。
直到今天,我才明白，他给我的，不是一方石印，而是一个见证，见证他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如何守住了自己的“信”，那印章上的每一道刻痕，都是他生命深处的轨迹；那朱红的印泥，是他用一生的光阴养出来的。
我重新盖上匣子,把它放回书架。
窗外,夕阳已经西沉，天边泛着淡淡的红晕，像一枚巨大的印章，盖在天幕上，我忽然想到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迟早都要在这人间盖上一个印迹，有的人盖得轻，风一吹就散了；有的人盖得重，千年万年都还在，祖父的印迹，或许并不深，但在我心里，却比什么都重。
深夜,我坐在灯下，铺开一张宣纸，蘸了朱红的印泥，在纸上端端正正地盖上祖父的印章。
那红色的印记,像一句无声的承诺，从祖父的手里，传到我的手里，我仿佛听见他在说：印者，信也，字迹虽会褪色，纸张终将泛黄，但人的诚信，却要像这印章一样，永不褪色。
翻开电话簿,找到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号码，已经深夜了，他可能睡了，但我还是拨了过去。
“喂？”
“是我，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想你了，明天有空吗？我们喝杯茶吧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然后传来一声笑：“好啊，明天见。”
挂掉电话,我看着桌面上那方朱红的印章，忽然觉得，它不再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了，它上面有祖父的温度，有祖父的呼吸，有祖父一生的故事，而我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让这温度延续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