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晓宇这个名字，在闽南一个小镇的旧巷里,曾经像夏天的蝉鸣一样响亮。
我认识他是在镇上的榕树下，那年夏天，他刚从省城回来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手里总夹着一本泛黄的诗集，他说话慢悠悠的，像是在咀嚼每一个字的分量。“世界很大，”他指着远方的山说，“但我们的根在这里。”
他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，讲他读过大学，讲他写过一些诗，在那个连电视都少有的年代，杨晓宇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传奇人物，村里的老人说他是“读书读傻了”，但孩子们都爱听他讲故事，他讲《诗经》里的关关雎鸠，讲屈原的湘君湘夫人,眼神明亮得像要发光。
当时代的浪潮席卷而来，这个小镇也未能幸免，工厂的烟囱取代了榕树，水泥路覆盖了青石板，杨晓宇的诗集被母亲当成了废纸，连同那些手写稿一起，在某个黄昏化为灰烬，他跪在地上，泪水滴落在灰烬里,像是什么东西跟着一起死了。
后来他去了福建的电子厂，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机械的动作，我第一次在镇上的理发店遇见他时，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背也驼了，他不再谈论诗歌，而是谈论着加班费、房租和孩子的学费，他的眼睛浑浊了，偶尔亮起的光,也迅速被生活的阴霾吞没。
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，他站在人群中，神情木然，有人谈论着他曾经如何用诗换钱，有人嘲笑他的“不切实际”，他只是一遍遍重复着“我妈走了”,像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崩塌。
我偶然听说他在深圳的某个工厂里，依然过着日复一日的打工生活，没有人知道他写过诗，没有人记得那个在榕树下讲故事的少年，他在群体中沉默,像那个被遗忘的时代留下的最后一个音符。
杨晓宇的故事，或许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故事，我们都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浮，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，而大多数人，只是默默承受，他的悲剧不在于失败，而在于他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人，既无法融入都市,也无法回到故乡。
站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路口，我想起杨晓宇曾经念过的一句诗：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”那些被时代浪潮裹挟的灵魂，他们的理想和诗歌，也许终将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尘埃，但每一个杨晓宇，都曾那么认真地活过，那么执着地爱过,哪怕最终只能成为故乡的异乡人。
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在榕树下念诗的少年，他的眼睛里,装着整个世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