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,胶林还沉在墨色的梦里，父亲背上竹篓，头灯在雾气里划开一道昏黄的光，我跟在后面，赤脚踩过湿润的泥土，惊起草丛里的蟋蟀。
割胶是门手艺。
头灯照亮一棵棵橡胶树,它们笔直地站着，像沉默的哨兵，父亲选了一棵树，用弯刀在树皮上轻轻一划——白色的胶乳立刻沿着刀口渗出，像是在月下流泪。
“要轻，要稳。”他说，“刀口深了伤树，浅了不出胶。”
我看他握着刀,手腕灵活地旋转，在树干上划出一条优美的螺旋线，那动作像在弹钢琴，又像在写书法，每一刀的长度、深度、角度都恰到好处，仿佛这棵树已经被他割过千百遍。
凌晨四点的胶林,只有刀划过树皮的沙沙声，和胶乳滴落到胶杯里的叮咚声。
不知不觉,天边泛起鱼肚白，父亲已经割完第三排树，雾气渐渐散去，胶杯里的乳白色开始泛光，像盛着满杯的月光。
“你看，”父亲指着树梢，“那是露珠。”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在晨光里闪闪发亮。
父亲割了三十年胶。
从二十岁到五十岁,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到一个沧桑的中年，他的手上有无数道疤，那是被弯刀划伤留下的，也是被岁月划伤的，但他从不抱怨，只是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背着竹篓走进胶林。
“树和人一样，”他说，“你给它一刀，它给你一口奶。”
“胶树是这样，生活也是这样。”
那天早上,我帮他收胶，白色胶乳已经凝结成块，在胶杯里堆成一座小山，我们把胶块倒进竹篓，沉甸甸的。
回家的路上,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金黄色的阳光穿过胶林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父亲走在前面，背有点驼，但脚步稳健，他的背影在阳光里拉得很长，像一棵老橡树。
“爸，”我叫住他，“您累吗？”
他停下脚步,回头看我一眼，笑了。
“不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，”他说，“我割的每一刀，都是在给明天留糖。”
那天之后,我明白了为什么村里人都说父亲是“胶王”。
不是因为他的胶割得好,也不是因为他收入最多，而是因为他把每一刀都割得有尊严——不伤树，不浪费，不出错。
他说：“生活也是一样，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浅，要刚刚好。”
去年春节回家,父亲的背更驼了，头发也白了许多，但凌晨三点，他还是会起床，背着竹篓走进胶林，我说：“爸，您都五十了，别割了。”
他说：“还能割几年。”
那天早上,我跟他一起去，他割，我收，我们在晨光里沉默地工作，像两个熟悉的老搭档。
走的时候,父亲站在胶林边上，看着我离开，他的背景在夕阳里拉得很长，像一棵老树。
“孩子，”他在我身后喊，“记得，时间会在伤口上结晶。”
我停下脚步,回头看他，他的眼睛里有泪光，但嘴角挂着笑。
“就像这些胶树，每一刀都有意义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