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说他“意识丧失”了四十七分钟。
我坐在ICU外的塑料椅上，反复咀嚼这个词——意-识-丧-失，像含着一颗没有味道的石头,舌根发涩。
护士说，就是大脑完全没有电活动了，什么都没想，什么都没感受，什么都不存在，像一台拔掉电源的显示器,屏幕变成均匀的灰。
但我不信。
我信父亲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四十七分钟，然后把空壳丢回床上，他一定去了什么地方，只是那个地方没有语言可以通过海关,没有记忆可以走私回来。
加缪说过：“人必须生存，必须创造。”可在意识丧失面前，创造变成了奢侈，父亲昏迷的第四天，我的生物钟开始出现裂缝——记不起早上是否刷过牙，想不起午饭吃了什么，却清晰地记得他右手中指上那道疤，是小学时被镰刀割的,他骗我是被老虎咬的。
记忆变得像漏水的木桶，一边装一边漏，我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发生的,哪些是我怕忘记而不断在脑中重播的赝品。
第七天,母亲说父亲的手指动了。
我冲进病房，看见他眼球在眼皮下快速转动，护士说是REM睡眠，可能是做梦，母亲问我：“昏迷的人会做梦吗？”
我想说，可能连“人”都谈不上，意识丧失的时候，你甚至不能被称为“你”。
但他眨眼睛了。
然后哭了。
没有预兆，没有声音，眼泪从眼角滑进白色枕套，但嘴唇还在含氧气管，呼吸机规律地泵送,像个不知疲倦的铁肺。
我忽然明白，意识丧失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你的消失，而是你的存在被他人宣布无效，医学上你是活着的，法律上你是公民，但亲情的档案里，你已经被暂时冻结,等待某种神秘的解冻指令。
第十二天起，我陷入一种奇怪的循环，白天守着父亲的身体，晚上回家盯着天花板想：如果意识真的存在，那它去哪儿了？有人说是云端存储，有人说是量子纠缠，有人说是灵魂出窍，但我更愿意相信，意识像河流，表面结冰了，下面还在流,只是我们测不到河底的温度。
我见过很多书里写“自我是一场幻觉”，可从没有哪个哲学家在ICU里守过夜，当他们谈论自我时，只是把玩一个概念，像转动一个水晶球，而我面对的,是可能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。
但他在第二十一天睁眼了。
那是一个清晨四点二十七分，我刚趴着睡着，监护仪突然变得安静——不是警报那种安静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几乎不真实的平静。
他的眼睛睁着，瞳孔没有聚焦，像两潭没有涟漪的湖水，我喊他，没反应，再喊，嘴唇动了,发出气若游丝的两个字。
我凑近去听,听了三遍才听清。
“到了。”
他用了整整四天，才把这句话的译本从意识的边界运送到嘴唇，我问他到了哪里，他不说，只是闭上眼睛,深呼吸。
后来他断断续续告诉我，那里有蓝色的光，但不刺眼；有声音，但不源于耳；有一种说法是“你早就在这里”，却没有说话的人，他说那些都不是梦，梦有情节，而那里只有“在”。
我翻开一本旧笔记本，父亲多年前抄过一段话：“老子曰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。”
我忽然想起，在CT室的门口，父亲被推进去时，夕阳正好照在“影像科”三个字上，把“影”字拉得很长很长，那时我还在想，意识丧失的人,还会不会做梦？
现在我想，或许那个“到过”的地方，就是人类永恒寻找的某种原点，而意识丧失，不是终点，而是界碑——告诉你，在这边你是自己，跨过去,你是一切。
父亲醒来后，对病房的窗子产生了奇特的迷恋，每天下午固定有半小时，他会盯着窗外那棵香樟树发呆,睫毛一动不动的。
我问他看什么。
他过了很久才回答：“我在确认一件事——我回来了之后，这个世界和之前一样不一样。”
我说,世界不会因为一个人昏迷而改变。
他笑了，那种很淡很淡的笑：“会的，你只是看不到。”
自那以后，我知道了，意识丧失不是一条边界，而是一个站台，从那里出发的人，带回的永远不是地图，而是谜语，而我们这些守在站台外的人，唯一能做的,就是永远不要停止等待。
因为等待本身,就是在为那个谜语保存解药。
窗外,香樟树正绿得发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