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在农历七月初七的傍晚，窗外的蝉鸣刚刚停了，母亲说,那一秒她听见了光的形状。
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诗，可母亲坚持认为那是真实的感受，在她三十八岁那年，在经历了四次取卵、三次移植、两次生化妊娠之后，当医生终于把一枚编号为“E07”的胚胎放回她的子宫里，她躺在手术台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，忽然觉得那束光变成了有重量的东西，从她的眼睛灌入，一路向下，落在小腹深处,像一粒种子找到了泥土。
而这个故事,其实远比我出生那天的黄昏要长。
在很多很多年前，在我还没有任何存在的迹象时，我的父母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等候，他们像两个在站台上等车的人，看着列车一班班呼啸而过，却始终没有等来属于他们的那一趟，他们去过无数家医院，挂过最贵的专家号，填过无数次病历表上的空白——“既往病史：无”“过敏史：无”“生育史：——”，那个破折号像一道横亘在面前的深渊，每一次填写,都让他们离对面的彼岸更远一点。
后来有人告诉他们，有一个地方,叫生殖医学中心。
那个地方不像医院，没有急诊的喧嚣，没有刺鼻的消毒水味道，走廊很安静，墙上贴着粉色的婴儿照片，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，照在等候区那些沉默的女人身上，她们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，手里攥着挂号单，不时看向手机上的日历，她们都在经历同一件事：用自己的身体,做一场不知输赢的实验。
母亲说，她第一次走进促排卵观察室的时候，里面坐了二十多个女人，她们排着队，挽起袖子，等着护士在肚皮上扎针，那些针很细，但药水推进去的时候，会有一股酸胀感从小腹深处泛上来，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抱怨，有个三十出头的姐姐甚至一边卷起毛衣一边开玩笑：“我现在闭着眼都能给自己打针，都快赶上护士长了。”大家就笑了，那种笑不是真的觉得好笑，而是需要笑一下,不然眼泪就要掉下来了。
取卵那天,母亲排在第三个。
她躺在手术台上，看着麻醉师把面罩扣在她脸上，她心里想的是，如果这次不成功，家里人肯定会劝她放弃，婆婆已经旁敲侧击说过好几次“养个孩子也得看缘分”，她自己的母亲也偷偷塞给她一张求子符,说是从很远的山上的庙里求来的。
面罩里的气体开始发挥作用，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慢慢变得模糊,然后再也看不见了。
她醒来的时候，护士已经把她推进了休息室，身边放着一个小盒子，盒子里有一个托盘，托盘上有一颗卵子。“取了九颗。”医生说，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菜市场里买了九颗鸡蛋，母亲侧过头去看那个小盒子，眼眶忽然就红了，九颗卵子，是她这个月每天一针促排针、每隔两天抽一次血、每三天做一次B超换来的，九颗里能跟精子成功结合的，往往只有一半；真正长成可移植胚胎的，也许只有两三颗；而这颗能活着着床、分裂、发育成一个完整胎儿的,天知道得有多幸运。
父亲签了好几份同意书，每一份都措辞严谨——“已知胚胎移植存在失败可能”“已知多胎妊娠需减胎”“已知胚胎冷冻解冻存在损耗风险”，他的字签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潦草，到后来，他甚至不愿意仔细看那些条款，闭着眼睛落笔，他说不是不负责任，而是怕看多了,自己先崩溃。
移植手术很简单，甚至太快了，一根细管，用B超引导着，把5天大的囊胚送进子宫内膜最厚的地方，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，母亲从手术台上坐起来，医生已经转身去写记录了，她感觉有什么东西留在了肚子里，那枚小东西太轻了，没有重量，没有形状，甚至没有让她产生任何生理反应，可她就是知道,它来了。
最难熬的是移植后的那十四天。
母亲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她不敢走快，不敢提重物，不敢吃活血的东西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卫生间检查内裤上有没有血迹，她甚至不敢深呼吸，怕一个不小心，把子宫里的那枚小东西给“呼吸”掉了，她跟它说话，她叫它“小七”，因为它是七号胚胎，她说，“小七，你一定要抓紧妈妈，妈妈等了你很久了。”
验血那天，母亲凌晨四点就醒了，她躺在黑暗中，心里的那只钟滴答滴答地响，吵得她睡不着，到了医院，抽完血，剩下的就是等，整整三个小时，她坐在候诊区的塑料椅子上，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一口水也喝不下去，手机亮起的那一刻,她几乎不敢看。
结果是：β-hCG 286.7。
她不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，把化验单递给了医生，医生看了一眼，笑了：“恭喜，着床了。”
母亲那一刻的反应，不是哭，不是笑，而是愣住，她拿着那张薄薄的化验单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像是要确认上面的数字不是幻觉，然后她走出诊室，在走廊里碰见了另外一位刚拿到结果的姐姐，那个姐姐的化验单上空空如也，hCG数值是0，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母亲把本来想说的“恭喜”咽了回去，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，那个姐姐的眼泪掉了下来，一滴一滴,砸在手背上。
后来母亲说，生殖医学中心的走廊里，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悲喜交加的事，有人在转角抱着化验单哭出声来，有人在卫生间里默默把试纸扔掉，护士们见得太多了，语气总是淡淡的，但每次说“恭喜”的时候，眼睛里都带着真切的喜悦；每次说“下次加油”的时候,声音又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。
母亲怀了我之后的整个孕期，都像一个捧着易碎品的持货人，她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却又不可抑制地期待起来，她开始看婴儿床的款式，开始比较不同牌子的纸尿裤，开始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朋友们的育儿经验，她说，这种期待是一种奢侈,但她决定奢侈一把。
三个月的时候做了第一次正式产检，B超探头在她小腹上滑动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、像花生米一样的小东西。“有胎心了。”医生说，那咚、咚、咚的声音从仪器里传出来，急促而有力，像一面小小的鼓在敲，母亲屏住呼吸，生怕自己一出声,那鼓声就会停下来。
七个月的时候，她已经开始为婴儿房的窗帘颜色纠结了，粉色太俗气，蓝色太老土，米色又显得冷清，最后她挑了一种春天的新叶的颜色，嫩绿的，像刚发芽的树，她说，希望她的孩子能像春天一样，不管经历了多少个冬天,总会到来。
我是在夏末初秋出生的，七斤二两，五十二厘米，七个多小时的产程，母亲说，当她听到我第一声啼哭时，忽然觉得之前所有的疼痛都变成了可以忍受的事情，护士把我放在她胸前，我闭着眼睛，本能地寻找着什么，那一刻，母亲终于确认了那件事——我是她的孩子，真实地、确凿地、不容置疑地。
而那个被她反复讨论了无数次的“非自然受孕”的问题,在那一刻变得毫无意义。
母亲说，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有些人是走大路进来的，有些人是绕了小径，有些人是千辛万苦翻了一整座山才到达的，而我，是从一个试管里游出来的，在培养皿里长到了第五天，被一根细管送进了她的子宫，但这一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我来了，我爱她,她爱我。
至于“非自然”这件事，母亲常常笑说，怀孕本身就是最不自然的事，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，两个变成四个，最终长成一个会哭会笑能跑能跳的人——这哪里自然了？这分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。
我是在一个试管里诞生的，可我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生命因此少了什么，或者说，正因为是这样诞生的，我才更清楚地知道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被盼着的，是被计划着的，是有人花费了全部的心血和勇气，才把我从虚无中抢回来的，我的存在不是一场意外，而是一道选择题——有人选择了不放弃，所以我才能睁开眼睛,看见这个世界的颜色。
如今我长大了，有一天翻到了父母保存的那些病历，厚厚的几大本，每一页都写满了日期和数字，我看不懂那些医学术语，但我看懂了另一件事——在“不孕症”这个冰冷的诊断之下，是一对普通的、执拗的、彼此扶持的夫妻，用时间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把我从“不可能”里拽了出来。
母亲说那天傍晚，她抱着我走出产房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，夕阳正从窗外照进来，她说她又看见了光的形状，这次不是从眼睛灌入，而是从怀里——那个小小的、暖烘烘的、正在酣睡的我身上发出来的。
“那就是你。”她说，“你的出生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作真正的造物主——当你创造了一个生命，你就是自己的神。”
而我想说的是，那些至今仍然在生殖医学中心的走廊里，忍受着疼痛、失望和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人们——你们每一个，都是自己的神，你们在创造生命的过程中，忍受了旁人无法想象的痛苦，承受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孤独，但请相信，那枚最终会来到你们怀里的、小小的、滚烫的种子,值得所有的等待。
因为每一个试管宝宝，都不是实验室的产物，不是试管里的奇迹，不是科技的孩子，他们是——爱到深处，走投无路，却依然不肯放弃的，最勇敢的人的,最温柔的战利品。
这就是我的故事，关于我如何从一个编号、一枚细胞、一次希望，变成了一个有名字、有生日、有人爱的孩子，我出生那年，母亲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一句话——
“孩子，你是人工的，但你对妈妈的爱，纯天然的，纯天然的，纯天然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