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朝阳这个名字,总让人想起清晨的天光——不刺眼，不灼人，温温吞吞地铺开来，像一层薄薄的金粉。
他是我祖父辈的一个人,村里人提起他，总要停顿一下，像是要从记忆的哪个角落，把那些细碎的、零落的片段捡拾起来。“朝阳啊，”他们慢悠悠地说，“是个好人。”再多的，似乎也没有了，太好的人，往往也容易在记忆里模糊下去，他的好，像他的姓名一样朴素，实在，没有惊心动魄的段落，可供人添油加醋地流传。
他是村里的代课老师,说老师，其实也教不了太多东西，不过是最基础的识字，算数，但他很认真，粉笔头舍不得浪费，擦黑板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慢而笃定，春天里，田埂上开了紫云英，他会让孩子们采了来，插在墨水瓶里，放在讲台上，那时候的教室，是破的，墙上有裂缝，风从裂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地响，可是那一小撮紫云英，却让那间破屋子，有了一点亮堂堂的意思。
杨朝阳有一张总是带着笑容的脸,没有一天是不笑的，那种笑，不是从嘴角挤出来的，倒像是一汪水，打从心底里满上来的，他走路的样子，也是不急不缓的，像是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，值得仓皇地奔跑，我小时候，常常看见他坐在自家院子的槐树下，膝盖上摊着一本卷了边的旧书，眼睛却是望向远处田埂上的落日，那落日是橙黄的，一点一点沉下去，他的脸被照得红红的，像喝了一点酒，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他是在看落日；现在想来，他看的，也许是落日底下，那些纷繁的、看不见的东西。
有一年夏天,我们村里的孩子都得了疟疾，发冷发热，在床上滚来滚去，杨朝阳挨家挨户地走，他的布鞋踩在滚烫的泥路上，鞋底几乎要化了，他没什么钱，也没有什么特效药，只是把自己种的一点草药，分给大家，那草药是苦的，孩子们不肯喝，他便坐在床头，一遍一遍地劝，说：“苦的东西，才能治病哩，你喝了，明天就能出去跳房子了。”声音软软的，绵绵的，像是母亲哄孩子的语调，他真的把药一口一口地喂下去，自己先喝一口，再递给孩子。
后来,他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，像一棵经了霜的树，村子里的学校早已撤并到镇上，孩子们都去镇上读书了，他一个人，还是住在老屋里，院子里那棵槐树还在，只是他不再坐在树下看书了，更多的时候，是坐在门口的石墩上，看人来人往，看鸟雀归巢。
前年,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村口碰见杨朝阳，他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眯着眼睛看我，认了半天，忽然笑了，笑得很慢，像是那笑容在脸上走了一圈，才肯落下来，他说：“你回来啦，长大了，认不出来了。”声音还是软软的，绵绵的，可是像是隔了一层什么，朦朦胧胧的。
那天傍晚,我站在他家门口，看夕阳慢慢落下去，那光线变得很柔，很软，像是谁在天边点了一盏暖黄的灯，我忽然觉得，“朝阳”这个名字，也许不仅仅是清晨的太阳，也是傍晚的夕阳，朝与夕，不过是同一轮太阳，在不同的时辰里，洒下不一样的光。
杨朝阳走了已有半年,他的墓碑不大，藏在村后的山坡上，坟前没有立什么高大的石碑，只种了一棵小松树，那棵松树还很小，在风里摇摇晃晃的，像是他走路的样子，不紧不慢，晃晃悠悠的。
清明时,有人看见他的坟前，放着一把新鲜的紫云英，也不知道是谁放的，那花在风里轻轻颤着，像极了多年前，讲台上那个墨水瓶里的春天。
太阳落下去,还会再升起来，有些人的好，像名字一样，说不上惊天动地，却是真真切切地，照过别人的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