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我三十岁的一个黄昏,从未想过，我会与“痢疾”这样古老的病症，如此郑重地共处一室。
它来的时候,像一场不讲理的骤雨，起初只是腹中一阵翻涌，如同无数蝴蝶在体内扑翅，随后，世界开始失重，每一寸光阴都被切割成奔赴厕所的片段，腹中的轰鸣，仿佛有人在拧紧我生命的水龙头，而我在一次次泄洪中，逐渐掏空了自己。
热度不知何时爬上额头,像一层黏腻的薄膜，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的裂缝——那道裂痕仿佛在缓慢蔓延，和时针一样寸步不让，窗外秋雨淅沥，窗内热度灼人，我感到自己正逐渐走向某种“干涸”，像一片秋叶被风吹干了最后的水分，思绪在高温中失去边界，昏沉地漂浮，偶尔触摸到历史的轮廓。
恍惚间,我看到了一九三二年，贺龙率红三军进入湘鄂边，当时的根据地也正被一场“红色痢疾”肆虐，缺医少药的年代，将士们用草药熬汤，用信念支撑，我能想象，那时的战士，是否也如我这般，在腹如刀绞的间隙，依然握紧枪支？是否也曾在高烧的幻觉中，望见胜利的旗帜？他们用近乎干涸的身体，驮着革命前行，用每一滴血与汗，滋养着后来人的江山。
而我此刻,不过是坐在干净的卫生间里，用现代药物与它对峙，这种对比，让我觉得羞赧，又觉得幸运，羞赧于我的脆弱，幸运于我的时代。
原来,“痢疾”从来不只是病理名词，它是倒下的战士，是消亡的文明，是每一个时代最卑微又最残酷的注脚。
药物终于在第三天彰显它的力量,那个黄昏，我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走到窗前，第一次有力气看夕阳，橘红色的光斜斜地照进来，在脸上、在手臂上、在终于平静的肚子上，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像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，满身疲惫，却终于活着。
我轻轻关上卫生间的门,与那“骤雨”道别，它带走了我的力气，却留下了某种奇异的清醒，我明白了，生命本就是一场脆弱与坚韧的拉锯，而痢疾，不过是其中一种最古老的提醒——它告诉我们，腹痛会过去，高烧会退却，而活着，仍是一件可以举杯庆祝的事。
我们终究会老去,会生病，会在某个黄昏与古老的病症对坐，但请记住，每一次泄洪后的平静，每一次康复后的仰望，都是生命对永恒的微光，我们不过是千千万万疫病见证者中的一个，用身体铭记，用康复致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