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京都东北角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尽头,有一处老宅，院子里没有繁花，只有一棵百年柿树，树下常年坐着一个穿藏青色和服的老人，名叫堇婆婆，她是这条街上最后一位还穿和服出门买菜、每天清晨五点起来擦拭佛坛的老妇人，她的故事，或许可以回答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：日本女人，到底是怎样的存在？
堇婆婆出生于昭和十二年,那一年，她的父亲在“满洲”当兵，母亲在京都的和服作坊里做缝工，她从小被教导三件事：笑不露齿、站不倚门、行不回头，这是旧式日本女子的规矩，像和服上紧紧缠绕的腰带，把她的一生勒得笔直。
可堇婆婆的脊背,并不是天生就直的。
二十五岁那年,她嫁给了一个在商社上班的男人，丈夫每天早出晚归，婆婆住在楼下，每天检查她打扫过的地板，用手帕擦过窗台，但凡指尖有灰，便是一顿训斥，堇婆婆说，那十年里，她最怕的不是婆婆的怒骂，而是丈夫下班后一言不发的沉默，他的沉默像一堵墙，把她所有的委屈都堵在喉咙里。
她学会了在深夜里偷偷哭,哭到天快亮，再用冷水敷眼，打起精神煮味噌汤、烤鲑鱼、盛米饭，把便当放进丈夫的公文包旁，然后鞠一个躬，说：“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。”——请慢走。
这就是很多日本女人曾经的模样：把隐忍当美德，把沉默当体面，把自己的一切，都融进他人的期待里。
但堇婆婆的人生,在四十岁那年拐了一个弯。
丈夫因公司破产欠下巨债,一病不起，婆婆搬去了大儿子家，留下一句话：“你自己想办法。”那一年，京都深秋，柿子正红，堇婆婆站在柿树下，第一次觉得，自己是一个人了，没有人可以依靠，也没有人对她有期待。
她开始学做柿饼,把院子里那些吃不完、也卖不出去的涩柿，一颗一颗削皮、挂绳、晾晒，每天翻动、捏揉，让糖分慢慢凝固在果肉里，她骑着自行车，驮着两大筐柿饼，去岚山的游客区摆摊，头三个月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问她。
但她没有退缩。
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,她坐在柿饼摊后面，围巾裹到鼻尖，手冻得发红，有人问她：“你不冷吗？”她笑着说：“习惯了。”她没有说的是，这几十年来，她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暖和过。
堇婆婆的柿饼用了三年,才真正做出了名气，那种甜，不是一口吃进去就化开的廉价甜，而是耐嚼的、慢慢渗出来的、带一点点涩味的甜，就像她自己。
如今堇婆婆已经八十七岁,依旧每天早起，自己煮饭、洗衣、给柿树浇水，三个儿女全在东京，每逢过年才回来，她从不抱怨，每次打电话都说：“一切都好。”邻居问她：“孩子们不回来陪您吗？”她摇摇头，轻轻说：“他们有自己的路。”
但每个黄昏,她都会坐在玄关的台阶上，望着巷口的方向，直到天色暗下来才起身进屋。
有人问我,日本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从堇婆婆身上看到的是：忍耐，但不屈服；温柔，但有底线；习惯沉默，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坚持，日本女人不是影视剧里那些流泪奔跑的少女，也不是段子中被调侃的顺从妻子，她们更像堇婆婆的柿饼，一颗一颗，经历了漫长的风干和压捏，才沉淀出最干净的甜。
这份甜,涩过，苦过，才是甜的。
院落里,柿子又红了，堇婆婆坐在树下，慢慢剥着一个柿子的皮，阳光从叶缝洒下来，落在她花白的发髻上。
她不悲不喜地,从从容容地，过着自己的人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