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在一个周六的午后,被妻子硬拽进诊室的。
四十七岁的老王,开了十五年出租车，脸色蜡黄，眼袋垂得像两个小布袋，问诊时，他反复说一句话：“就是胃不舒服，可能是吃坏了，没啥大事。”
我让他去查一下,结果出来，不是胃，是心——前降支狭窄超过了百分之七十，心肌缺血已经很久了，心电图上的ST段压低得触目惊心，他妻子眼圈红了，他却皱着眉，第一反应是问：“能不能不住院？我车份子钱还没交上。”
这就是“男人的病”的第一层含义——不是这病得了才叫病，而是这病他能忍多久，才叫男人。
很多男人把医院当作最后的去处,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踏入半步，他们有种近乎悲壮的自我牺牲感：身上扛着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学费、父母的医药费，他们说“没事”，是因为不敢有事，一个“有事”的男人，意味着整个家庭的重心要偏移，意味着他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会出现裂痕。
老王的病让我想起另一个病人,三十九岁，私企中层，连续加班二十天后，突发耳聋，他来的时候已经拖了一周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，我问为什么没早来，他说：“那几天正好在谈个项目，跟客户喝酒，实在走不开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听力损失已经不可逆了，他以后要习惯用右耳接电话，而他担心的不是听力，是公司会不会因为他“身体不行了”而换人。
这是一种沉默的病,男人之间很少交流身体的信号，一个中年男性如果和朋友说“我最近心脏不舒服”，大概率会得到一句“少喝点酒”或者“你该锻炼了”，如果他说“我最近有点抑郁”，那气氛往往会突然尴尬，仿佛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于是他们把这些不适吞回去，继续抽烟、喝酒、熬夜，用另一种暴力来表达对自己的放弃。
还有一种“病”，你不做就不算男人，饭局上不能拒绝的酒，职场里不能推掉的应酬，对家庭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，面对所有人的情绪都必须表现出的“稳定”——这些东西常年浸泡着他，侵蚀着他的肝、心、胃，还有他那根绷紧的神经，他的疲惫没有出口，脆弱没有形状，所有的苦都咽下去了，连去医院都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，他不能说“我扛不住了”，他只能说“我有点不舒服”。
老王的支架手术很顺利,出院前我给他开了医嘱，他认真地折好装进口袋，说了声谢谢，走出诊室前他忽然回头问我：“大夫，我什么时候能开车？”
我说：“至少休一个月。”
他嘴唇动了动,没再说什么，我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，车是租的，不开就没有收入，家里还有上高中的女儿，每个月光补课费就两千多，这不是他一个人面临的困境，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中国男人，都站在一堵墙前面，要扛，要撑，不能倒，倒下了就是“垮掉”。
“男人的病”最后往往不是被治愈的，而是被熬过去的，运气好的，熬过去还能继续撑个十年八年；运气差的，倒下了就是倒下了，连一句“我累了”都没来得及说。
老王的妻子后来说,支架术后那一个月，是老王结婚二十年来第一次连续休息那么久，他坐在阳台上发呆，看小区里的老人下棋，无所事事得像个局外人，她说他那时候话很少，有时候突然会冒出一句：“原来白天这么亮啊。”
一个开了十五年夜班出租车的男人,忽然发现他错过了太多白天。
这大概就是“男人的病”最悲哀的地方，他扛到最后，你以为他扛住了，其实他只是习惯了不喊疼，而那个“疼”，一直在他身体里，从未离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