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小城的边缘,有一条通往南山的坡道，坡道尽头，一座青灰色的建筑静静矗立着，门楣上，“矿务局医院”五个大字已经褪去了最初的光泽，却依然清晰地告诉每一位路过的人——这里，曾经是整座煤城的心脏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这座医院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七天，母亲说，那是一个冬夜，父亲骑着二八大杠，后座载着即将临盆的她，在积雪的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，产房的灯光昏黄而温暖，接生的王医生刚从井下上来，工作服上还沾着煤灰，他来不及换衣服，就匆匆走进了产房，那晚，他接生了三个孩子，我是最后一个，后来母亲常说起，王医生抱起我时，手上的煤灰印在我粉嫩的小腿上，像一朵永远洗不掉的花。
矿务局医院是特殊的,它的医生，多半也是矿工的儿子，他们懂得矿灯熄灭前的最后一刻是怎样的光景，也懂得煤尘肺病人的每一次咳嗽里藏着多少吨煤的重量，医院的走廊里，永远混杂着消毒水和煤焦油的味道，那是工业文明与生命关怀最奇特的交融，急诊室里，常常同时抬进来工伤的矿工和感冒的孩子，医生们有条不紊地穿梭其间，仿佛生与死本就是同一道门的两面。
我八岁那年,矿上发生了瓦斯爆炸，医院瞬间变成了战场，所有的医生、护士都冲到了第一线，连药房的老张头也帮着推担架，那一夜，医院的灯光不曾熄灭，手术室的门开开合合，里面传出的器械声像钟摆一样敲打着每个人的心，十二个矿工被送来，救回了十个，第二天清晨，当黎明的光照进病房时，走廊的角落里，几名护士靠着墙睡着了，手里还握着没来得及注射的针管，那是我第一次懂得，这座医院，不只是治病的场所，更是整座煤城的守护者。
九十年代末,小城的煤矿开始陆续关停，矿务局医院也渐渐褪去了往日的繁忙，楼道的灯管坏了几根，再也没有人及时更换；门诊大厅的挂号窗口前，排队的队伍越来越短，曾经人声鼎沸的医院，像一位衰老的矿工，沉默地坐在时光的角落里，数着最后的日子，后来，它被改制为区属医院，名字也改了，但小城的人们，依然固执地叫它“矿务局医院”。
每次路过那个路口,我都会抬头看看那块褪色的招牌，阳光正好，洒在青灰色的楼体上，投下长长的影子，门前的梧桐树长高了许多，粗壮的枝干伸向天空，像极了当年那些医生举起的手臂，偶尔有老人从里面走出来，手里拎着药袋，步履蹒跚，我想，他们大概也是矿工出身，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看病，或许将来，也会在这里离开。
医院的东侧,有一间小小的陈列室，挂满了老照片，照片里的医生护士们穿着白色工作服，站在煤堆旁，笑得那么干净，他们的身后，是连绵的煤山，是冒着白烟的烟囱，是那个时代整个小城的呼吸，有一张照片特别打动我：矿井口，一位医生挎着急救箱，正要从罐笼里下去，照片的背面，用钢笔写着：“下井巡诊。”四个字，轻描淡写，却是那个年代矿务局医院独有的风景。
前些日子,听说医院的老楼要拆了，告示贴出来的那天，很多人来了，有的拄着拐杖，有的坐着轮椅，有的牵着孩子，他们都不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那栋楼，像看着一位即将远行的亲人，我也去了，站在人群里，脑海里浮现出母亲描述的那个冬夜——父亲骑着自行车，积雪在轮下咯吱作响，煤城的路灯拉长了他们的影子，而前方，矿务局医院的灯光，正温暖地亮着。
后来,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就诊单，日期是1984年，科室是儿科，诊断一栏写着：新生儿黄疸，落款处，王医生的名字清晰可见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这座医院对于我，不只是出生地，更是一枚印在生命起点上的印章，它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兴衰，见证了无数个生命的诞生与消逝，也见证了一代人从黑发到白头的全部历程。
矿务局医院终究要拆了,但它从未消失，它变成了一个符号，沉在每个煤城孩子的记忆里，在那些褪色的照片里，在那些泛黄的病历里，在那些茶余饭后的故事里，甚至，在我们的血液里，我想，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有一座矿务局医院——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，而是时光深处的回响，是煤灯照亮的白色长廊，是人间烟火里最温暖的底色。
（全文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