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转基因婴儿”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术语，科学界更常用“基因编辑婴儿”或“生殖系基因编辑”，它指的是在胚胎、精子或卵子阶段修改人类遗传物质，并使这种改变可能传给后代，它与转基因作物有相似的技术语言，却触碰完全不同的伦理尺度：一旦改变生殖细胞，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，而是其家族谱系，甚至人类基因池。
2018年,贺建奎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出生，试图敲除CCR5基因以抵抗HIV，事件引发全球谴责，问题不只是技术是否成功，而是：有必要吗？安全吗？受试者能真正知情同意吗？胚胎无法同意，HIV阻断已有成熟方法，何必冒险编辑胚胎？随后他因非法行医获刑，中国后续立法也明确禁止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。
支持者会想象：如果能在胚胎期消除亨廷顿舞蹈症、囊性纤维化等严重遗传病，不是好事吗？但现实中，许多单基因病可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筛选，不必编辑，基因编辑还面临脱靶、嵌合、不可预测的长期影响，更危险的是社会后果：如果技术只服务富人，可能加剧不平等；如果用于增强智力、身高、外貌，就滑向优生学和“定制婴儿”。
科学界已有基本共识：体细胞基因治疗，即改变患者自身非生殖细胞，不传给后代，在严格试验中可探索；生殖系编辑则不应进入临床，因为一旦出错，无法撤回，也无法让后代同意，世界卫生组织、多国科学院和伦理机构都呼吁暂停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。
出路不是简单“禁止”或“放开”，而是全球治理，需要透明审查、跨国监管、公众参与、伦理法律同步，若未来某天技术足够安全，也只应针对极严重疾病，满足必要性、公平性和长期随访等条件，在此之前，“转基因婴儿”不应成为科学冒险的试验品，而应成为人类审慎反思自身边界的镜子。
